虽然现在的许多人把郑和称为我国伟大的航海家，但郑和肯定没有这个觉悟，恐怕还会打心眼里讨厌“航海家”这个词儿，哪怕你在前边加上“伟大的”三个字。
这是因为航海家这顶大帽子，现在看来挺风光的，挺式样的，但是在明朝的时候，航海家的名头是一钱不值，在三百六十行里，恐怕只能和巫婆、小偷、强盗和妓女什么的排在一起，名列倒数。
这不是夸张，而是有根据的。在古代中国的职业排行榜上，“上九流”是：帝王、圣贤、隐士、童仙、文人、武士、农、工、商；“中九流”是：举子、医生、相命、丹青(卖画人)、书生、琴棋、僧、道、尼；“下九流”是：师爷、衙差、升秤(秤手)、媒婆、走卒、时妖(拐骗及巫婆)、盗、窃、娼。
在这个排行里，虽然什么小偷、妓女都占了一席之地，但却没有航海家的位子，说明了古代中国的航海家啥也不是。
仔细琢磨一下，觉得古代唯一能和航海家沾上一点边儿的，就是下九流的走卒，也就是给人跑腿办事，运运东西之类的人。（这个说法不十分的准确，希望有明白人能给提供正确的答案。但好在这不是一个重大结论，对于本文的观点也没有必然的影响，所以就这么着了。）
展开剩余85%为什么在古代中国，航海家的地位会这么低呢？这当然也是孔子之后的大儒们的功劳。人家大儒说了，圣人云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也就是说你父母还在的时候，不老实儿地在家呆着，就是不孝。在古代中国第一大罪状就是不忠，第二大罪状就是不孝。
谁要是叫不孝的大帽子一压，立马没活路了，脊梁骨都能给压折了，别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，就不要说去当官奔前程了。
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你说谁还敢出去瞎溜达呢？虽然这些后来的大儒家学者们，秉承了他们不“信”的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里的信，诚实的意思。）一贯做法，把孔老二的原话也给阉割了，因为孔子的原话是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
可惜的是，即便是把这句话说全了，航海这个在现代人看来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，也不属于“游必有方”的范畴。这个游必有方的意思是，不管你老人家有多大，不管你到哪里，如果你父母健在的话，你出门旅游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在什么地方，省得老人担心。
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那是百分之一千的真理，谁也挑不出毛病来。孝敬老人嘛，不让老人担心，谁还敢说什么呢？但正是这个百分之一千正确的真理，实实在在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，限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。因为这句话要求人们，不知道的地方你不能去，否则就是游而无方，是不孝。
写完了这一段，忽然对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有了新的认知。这个新的认知是，“游必有方”是不是含有如果你出游的话，到了哪里之后，都应该写封信，给父母报个平安，让父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，省得父母担心的意思呢？如果是孔子的本意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么后世的大儒家们把这句话阉割成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可就太过于缺德了，因为这种阉割完全背离了孔子的原意。
想到这种新的解释，原因在于孔子是不反对游而无方的。孔子说过：道不行，乘槎浮于海。意思是如果他提倡的大道不能被人们所接受的话，就要坐船到海上去流浪了。一个能到海上去流浪的人，当然不会反对人们到海上去探险。
当然，孔子没下海，但如果他真的“乘槎浮于海”的话，也不能说他不孝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他的父母已经死去好多年。
但咱们不是古文学家，对于这种新的解释是不是合理，心里并没有把握，所以把这种说法提出来，供大家参考。而且如果万一这种对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新的解释成立的话，那么后世的大儒们就不仅是缺德的问题了，简直就是混蛋。就是他们，打着孔子的幌子，压制了古代中国人的冒险精神。
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思想，航海家这个行业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，只能是勉勉强强地凑到走卒这个行业里，成为为别人服务，传递点东西，或者是传递信息的贱业。这样的贱业，只能和什么巫婆（特指干坏事的，尤其是拐骗人家姑娘的坏女人）、小偷、强盗、妓女等等人物排在一起。
这样一个低贱的行业，人家郑和能去干，会去干，肯去干吗？
不可能！
郑和肯定不能去干的原因是，人家郑和是官，还是个不小的官。
小时候的郑和，实实在在是个倒霉的孩子。
郑和，原名马和，云南昆阳州（今云南省昆明市）人，郑和远祖是西域人，应该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回民，宋朝时迁入中原。
让郑和成为倒霉孩子的，是朱元璋。
年轻的郑和先是在云南和朱元璋打仗，当然是作为小兵出现的，这就更加大了他的不幸。因为在战争中，那些饱受儒家文化腌制的文官和武将可以选择投降，在新政府里再次谋得一个和原来差不多的，或者更大的职位，但一个小兵的命运却是可能被杀掉，被活埋或者阉割。
幸运的是郑和没有被杀掉或被活埋，不幸的是他被人所阉割。
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率军攻占云南，战争中郑和成了俘虏。由于明朝的军队没有优待俘虏的政策，所以郑和虽然命大活了下来，但却成了太监。9年之后的1390年，郑和随军到了燕王府，成了燕王的贴身太监。贴身太监是一个特别能得到主人信任的位置，尤其是燕王朱棣是要造反的，而郑和“公勤明敏，谦恭谨密，不避劳勚”的特点，非常适合当个情报员什么的，所以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。
燕王朱棣在朱元璋病死之后，起兵造反，史称“靖难之役”。在“靖难之役”中的郑村坝（在北平东南）一仗，是关键一战。在这战役中，郑和建立军功，朱棣赐他姓“郑”，自此，改原名“马和”为“郑和”，同时又升任为内官监太监（正四品）。
这个内官监太监虽然是太监，但品级可不低，是正四品，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干部。这么大的官，咋可能去干一项和小偷、妓女排列在一起的贱业吗？可能会冒着被当时的大儒们用唾沫星子淹死的可能，去外出远游吗？不能！
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航海家的帽子戴在郑和的头上，不是郑和的脑袋瓜子太大，而是这顶帽子在当时看来实在太小。
那么在时间过去1602年之后，航海家已经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职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顶帽子，戴到郑和的脑袋瓜子上了呢？
还是不能！
查一下航海家的定义，指的是以海上探险或者海上航行为职业的人，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，为海上探险、海上航行服务的人。（这个定义是查出来的，如果有更完整的、科学的，欢迎提供。）从这个定义上来看，郑和怎么说也算不是航海家，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太监，是伺候皇帝的，不是通过航海整口饭吃，更不是靠探险留名青史、发家致富的人。
那些硬着头皮说郑和是航海家的人，不是想往古代中国的脸上贴金，就是想证明古代的中国人有多么的伟大，反而有了一份拍马屁的嫌疑。而且你这么埋汰人家郑和，把人家那么大个官，整到贱业里头去，还真得小心郑和从坟墓里头爬出来，和你拼命！
这么说的理由是，首先郑和下西监不是为了海上探险，更不是以众人划桨开大船为职业，人家是官方特使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。在《明史》里头，对于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，是这么说的：“永乐三年六月，（明成祖朱棣）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。”
想来那些称郑和是航海家的专家学者们，肯定比咱们更有文化，但这里还是想给他们翻译一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，永乐三年的六月，（明成祖朱棣）命令郑和还有他的同事叫王景弘的，出使西洋。
这句话明确了郑和在历史上的定位，他下西洋，从名义上，是外交代表团团长，去西洋各国勾通感情。在这个使命之中，我们看不到一点以海上探险为职业的意思，更看不到一点点以航海为生的影子。我们不知道，有些专家学者们，是怎么从历史中看出郑和应该戴上大航海家的帽子的。
再说了，郑和虽然说是皇家大使，是七下西洋的实际领导人，但他本人和航海尤其和探险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郑和充其量也就是个坐船办事的，虽然也有沉到大海里的危险，但这种危险性绝不比你被鸡蛋噎死大多少。
所以咱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因为郑和既不是以航海为生的人，也不是出去探险的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航海家的大帽子戴到郑和头上。把郑和称为航海家，是有人秉承了后儒的一贯做法，习惯性地往古代中国脸上贴金。
所以，你可以称郑和是大明王朝的高级干部，可以管他叫外交家，但如果说他是航海家的话，小心郑和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大嘴巴抽你。
因为郑和会感觉太丢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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